2025 年暑期，一部名為《南京照相館》的電影以 30 億票房席卷全國。這部由申奧執導、劉昊然主演的戰爭片，用一間照相館的方寸之地，重現了 1937 年南京城破時最驚心動魄的 “罪證保衛戰”。當膠片在顯影液中緩緩浮現出日軍屠城的畫面，觀眾與角色一同經歷了從恐懼到覺醒的心靈震顫。這部電影究竟藏著怎樣的歷史密碼?為什么說它是對當今世界最有力的警示?

　　一、廢墟中的照相館：歷史照進現實的切口

　　1937 年 12 月，南京淪陷后的街頭，日軍鐵蹄踏碎了每一寸土地。吉祥照相館(原型為南京華東照相館)的暗房，卻意外成為了一群普通人的避難所。郵差阿昌(劉昊然飾)為求生冒充學徒，在日軍翻譯王廣海(王傳君飾)的脅迫下沖洗底片，卻在顯影液中驚見同胞被屠殺的畫面。這幕場景并非虛構 —— 歷史上，華東照相館學徒羅瑾正是在沖洗日軍膠卷時，冒險加印了 16 張罪證照片，藏于廁所墻洞兩年之久。

　　導演申奧選擇 “照相館” 作為敘事核心，正是看中其 “記錄” 與 “見證” 的雙重屬性。暗房里，紅色燈光下的顯影盤既是日軍暴行的見證者，也是平民覺醒的催化劑。當阿昌顫抖的雙手撈出底片，觀眾與角色一同 “看見” 了被歷史掩埋的真相：鏡頭前日軍強迫拍攝的 “良民照” 里，演員毓秀(高葉飾)強顏歡笑;鏡頭外，日軍正將嬰兒摔在墻上。這種 “臺前溫情、臺后血腥” 的對比，成為影片最具沖擊力的視覺語言。

　　二、七人的生死抉擇：人性微光穿透黑暗

　　照相館內，七個身份各異的普通人被迫卷入命運漩渦：膽小怯懦的郵差、心懷電影夢的龍套演員、淪為 “漢奸” 的翻譯官、逃兵、照相館老板一家…… 他們本想茍活，卻在底片的刺激下，逐漸完成從 “求生” 到 “護證” 的蛻變。

　　阿昌的覺醒：從最初的怯懦到最終高喊 “挹江門!我們中國人不許可你們這么糟蹋”，劉昊然用 “瞳孔震顫 - 呼吸停滯 - 手指蜷縮” 的生理反應鏈，展現了良知對本能恐懼的碾壓。

　　老金的犧牲：照相館老板金承宗(王驍飾)提議將底片縫入衣襟，約定 “誰能逃生，便由誰呈交法庭”。出城時，他舉著相機撲向日軍，用生命完成 “保護血證” 的使命。

　　毓秀的堅韌：這個夢想成為胡蝶的小演員，將底片藏進旗袍內襯，帶著金家遺孤突圍。她在暗房里對鏡補妝的畫面，既是對戰爭的無聲控訴，也是對美的堅守。

　　影片最震撼的，是對 “普通人英雄” 的真實刻畫。他們沒有豪言壯語，卻在絕境中做出了最艱難的選擇。正如《人民日報》所言：“這些血肉之軀的抉擇，讓歷史顯影，讓正義顯形。”

　　三、底片的力量：對抗歷史虛無主義的鐵證

　　《南京照相館》的敘事動力，源自對 “歷史記憶如何被保存” 的深刻思考。影片中，日軍一面屠殺，一面炮制 “親善照” 進行輿論操控;而中國平民則用底片作為武器，展開了一場 “非武裝抵抗”。這種對抗在當今世界尤為刺痛 —— 當日本右翼仍在否認南京大屠殺，這部電影用真實影像證明：歷史不容篡改。

　　影片中，日軍攝影師伊藤(原島大地飾)的萊卡相機成為關鍵道具。他既拍攝了屠殺的真實畫面，又奉命拍攝虛假宣傳照。這種 “雙重記錄” 的矛盾性，揭示了侵略者試圖掩蓋真相的虛偽本質。而阿昌等人冒險傳遞的底片，最終成為東京審判的 “京字第一號證據”，將戰犯谷壽夫送上刑場。這不僅是對歷史的還原，更是對當下否認歷史者的有力回擊。

　　四、從暗房到銀幕：對當代的啟示與共鳴

　　影片結尾，歷史照片中的斷壁殘垣與今日南京的繁華街景重疊，字幕浮現 “銘記歷史，吾輩自強”。這種今昔對比，讓觀眾深刻理解 “和平來之不易” 的真諦。導演申奧在采訪中提到，影片通過 “朋友” 一詞的反復出現，揭露了日軍偽善的本質 —— 在侵略者眼中，“朋友” 不過是操控與利用的工具。這對身處信息時代的我們同樣具有警示意義：面對虛假信息，保持獨立思考是對歷史最好的紀念。

　　值得關注的是，影片在國際市場的反響同樣強烈。北美首映禮上，中國駐美大使謝鋒指出：“這部電影傳遞的不是仇恨，而是對歷史真相的尊重。” 在加拿大、日本的觀影會上，觀眾被平民護證的故事深深打動，紛紛表示 “歷史不應被遺忘”。這種跨越國界的共鳴，印證了《環球時報》的評價：“《南京照相館》是反法西斯文藝的重要作品，它讓世界看到了中國電影人的歷史擔當。”

　　每張照片都是永不褪色的吶喊

　　走出影院，觀眾往往會陷入沉思：如果我們身處 1937 年的南京，是否有勇氣像阿昌、老金那樣選擇抗爭?這部電影的意義，或許正如導演申奧所說：“我們不是要延續仇恨，而是要讓歷史顯影，讓正義顯形。” 當幸存者僅剩 25 人，當南京大屠殺的記憶逐漸模糊，《南京照相館》用膠片的力量告訴我們：真正的銘記，是不讓悲劇在任何地方重演。